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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林匹克之梦:中国与体育(1895-2008)

来源:未知 发布时间:2021-03-20 22:56 浏览次数:

  利用最新的档案资料,从一个百年的视角来审视中国的体育,探索了为什么中国在20世纪之交痴迷于西方体育,以及这与中国寻求国家和国际认同的关系。通过对乒乓外交和中国处理各种体育赛事的案例研究,本书提供了意想不到的细节和对中国重大外交政策制定过程的不同寻常的见解——这些见解将帮助读者理解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互动。

  严肃的体育比赛与公平竞争无关,它混杂了仇恨、嫉妒、自恋、对一切规则的藐视和目睹暴力时的施虐快感——换句话说,这是没有硝烟的战争。——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 1950年

  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成立大会的结束晚宴上,奠基人皮埃尔·德·顾拜旦对通过奥运会实现20世纪国际主义寄予厚望。但他也承认民族主义情感有可能会在新奥运会中产生深远的影响,并告诉与会成员:“在你为体育而辛劳时,毋庸置疑,你是为你的国家而努力!”

  因此,顾拜旦创办现代奥运会的动机是“一个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混合体”。顾拜旦实质上越来越相信,“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不仅不互相排斥,而且互相需要”。这个事实即使在今天仍可以从关于奥运会的个人言论以及在为得胜选手升国旗、奏国歌时运动员和观众所表现的情绪中得到鲜明体现。

  对体育和民族主义的热衷并非中国人独有,也不表明他们脱离中国而走向国际化。毕竟,只有一个强国才会在全球和世界体育舞台获得平等对待,要和世界其他国家有效地联系起来,中国必须首先对自己的能力和资源建立自信。

  从古代到现代社会,国家总是鼓励其年轻人参与体育运动,以便为有可能发生的战争做好准备。例如之前提到过,美国的现代体育在美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

  体育赛事也是国与国之间惩罚发动战争一方的工具。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比利时和法国先后主办1920年和1924年的奥运会,但都拒绝邀请德国参加。直到1928年,德国才回归奥运,法国和德国的足球队到1931年才重新对垒。同样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和日本都没受邀参加1948年的伦敦奥运会。

  体育甚至还被用来报复战场上的失利,阿根廷和英格兰在1982年因马尔维纳斯群岛引发战争后进行的足球赛就是很好的例子。在英队获胜后的1986年世界杯足球赛上,阿根廷队打败英格兰队并最后赢得冠军。阿根廷队的球星迭戈·马拉多纳在后来的传记《我是迭戈》中写道:“这不仅是打败了一个足球队,而且是打败了一个国家。当然,我们在赛前都说足球与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战争无关,但我们知道很多阿根廷的小伙子在那儿牺牲了,像小鸟一样被射倒。这是一场复仇,仿佛收复了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一小部分。”同样,在冷战期间,对阵双方频频将和意识形态对抗带到体育场上。

  战争是在国家主义利益的驱动下打响的,而体育则能反映、强化甚至创造国家主义。正如詹姆士·G.克拉斯(James G. Kellas)断言:“在许多国家,最大众化的民族主义行为是在体育比赛中,在这个场合下,大量群众在支持自己国家的队伍时变得极其情绪化。”格兰特·贾尔维认同这种观点:“在赛场上或者赛道上,那个被想象出来的社会或者国家似乎变得更真实。”他看到,“体育经常为灌输民族感情提供一种特别有效的媒介,它提供了一种展示国家本身的象征性行动的形式”。约翰·霍伯曼(John Hoberman)可能更细致,他说:“体育国家主义不是单独产生的现象,相反,它是对挑战和事件的一种复杂的社会性反应,无论它们是体育的还是非体育的,这种反应只能在其出现的不同国家民族背景中去理解。”艾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提到:“千百万人想象出来的社会似乎在(足球队)11人名单中显得更真实。个人,即使只是一个欢呼的人,变成了他的国家本身的象征。”

  敌对双方的代表选手在体育运动场上挑战对方时,有可能会造成对抗急剧升级。冷战期间,当苏联队打败美国篮球队或者加拿大冰球队时,有些美国评论员反应之激烈,仿佛他们见证了西方文明的崩溃。在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上,苏联和匈牙利之间的一场水球比赛后来变成了匈牙利事件的另一个版本。匈牙利队打赢了一场残暴的比赛,夺取冠军,赛后水池被血染了色。2001年10月,伊朗在世界杯预选赛中以1:3败给巴林,引发了这个国家在1979年以来最大的。1969年萨尔瓦多对洪都拉斯的比赛中的暴力行为导致了两国间两星期后的一百小时“足球战争”,造成两千人伤亡。同在1969年,在苏联用坦克粉碎了被称作“布拉格之春”的独立运动之后,捷克斯洛伐克冰球队在斯德哥尔摩打败苏联人,这场比赛和这次胜利的意义超越了一场常规的体育比赛,正如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所写的:“这样一个晚上,被羞辱的人们沉浸在自豪的时刻中,复仇可以尝出甜味。”而1966年的世界杯决赛圈,尤其是总决赛本身成为了“英国人的集体记忆”。这场比赛就像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上的处境一样,极大地塑造了其民族形象。当英格兰和德国对垒时,一些英国球迷高喊“两场世界大战,一场世界杯决赛”。

  在很多场合下,体育将国民团结在一个国家代表选手的后面,成为国家主义的诱因。爱尔兰裔美国拳击手约翰·希南(John Heenan)和英国冠军拳手托马斯·塞耶斯(Thomas Sayers)在1860年的比赛算得上是一个经典的例子,当时美国联邦正处于解体的危险中。希南在经过艰苦的42回合之后终于胜出,艾利奥特·戈尔恩(Elliott Gorn)评论说,这场比赛在这个国家危机四伏,接近解体的时候,通过“将内部分歧引向外部敌人”,让拳迷们“明明白白地体验到了爱国热情的冲击”。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同样将美国人的国家主义和反苏宣传结合起来。根据比尔·赛克因的观点,洛杉矶奥运会最广受批评的地方,是“美国民族主义的过度展示和美国运动员们据说毫无意义的统治级表现观众们在他们的赛程表中发现了一张官方的奥运会加油卡,上面用红、白、蓝三色印着USA,并示意他们在全世界的目光下豪迈地挥舞卡片,秀出你的色彩与骄傲。奥运会主办方才不管观众是否正好是美国人,或是否打算没完没了地为主队欢呼喝彩”。

  美国对奥运会的这种极力支持并不单纯是一种冷战现象,它在美国变成世界唯一军事超级大国时仍会如此。2006年,美国国会为了在2006年冬季奥运会上来一场强势表演,迅速通过一个议案,允许1998年才到美国生活的加拿大花样滑冰冠军塔妮茨·贝尔宾(Tanith Belbin)立刻获得美国公民身份,总统乔治·W.布什(George W.Bush)在议案一放到他桌上时就立刻签了名。贝尔宾和她的同伴本·阿戈斯托(Ben Agosto)后来成为美国花样滑冰冠军,并参加了2005年国际花样滑冰赛,他们被看作是2006年冬季奥运会奖牌的有力竞争者,这是美国运动员从没赢过的比赛项目。

  苏联在这一领域的历史也非常有趣。之后许多年,苏联遵循早前苏维埃的先例,认为体育赛事有太浓的资产阶级色彩,拒绝参加奥运会之类的国际体育比赛。终于,苏联政府意识到体育运动对提高影响的价值,这个国家对体育的态度经历了一次完全的转变。他们不仅决定参加所谓的西方体育比赛,而且还要不惜一切胜出。当时有苏联记者写道:“每个新的胜利都是苏维埃社会形态和社会主义体育体系的胜利,它为社会主义文化领先于资产阶级国家腐朽文化的优越性提供了一个不可辩驳的证明。”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当苏联第一次参加了奥运会之后,体育被正式认定为“评估苏维埃体系优势的另一个方面、另一个标准比赛不仅是体育事件,它们还带有巨大的意识形态和含义,它们表明苏维埃人民的热切期望”。苏联运动员“为祖国、为党”走出去,赢奖牌。

  即使是加拿大,一个从不以激进的国家主义闻名的国家,也无法抗拒将体育成绩与国家声望联系在一起的,这从本·约翰逊(Ben Johnson)的事例可见一斑。他来自牙买加,后来加入加拿大国籍,在短跑比赛中战胜美国运动员卡尔·刘易斯(Karl Lewis),并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创造了世界纪录,这使整个加拿大为之欢腾,“包括向全国广播由总理马尔罗尼(Mulroney)打来的祝贺电话”。体育社会学家斯蒂文·杰克逊(Steven JJackson)观察到,“约翰逊在取得世界冠军这项为加拿大带来国际认可和声誉的成就时,媒体的各种报道对于他使用了一种间接的称谓,这也显露了其种族身份的短暂转移”。约翰逊成为了“加拿大人”,而不是“牙买加裔加拿大人”,更不是“牙买加人”。他体现了一种“加拿大人”的工作伦理和成就定位,他的事业成功被演绎“成为加拿大骄傲、强健、独立和国家身份的象征性代表”。当约翰逊在汉城奥运会被检测到促呈阳性时,加拿大为之感到羞耻。正如杰克逊指出的,“在起初的震惊、不相信、否认和羞耻之后,加拿大国内似乎掀起了一阵嫌弃和反感的浪潮”。杰克逊说,甚至约翰逊的加拿大人身份也受到质疑。

  20世纪30年代也发生过归化运动员比赛,当时的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利用来自其他国家的体育比赛选手来推动日本的国家主义。在这期间,朝鲜已经被日本变成了殖民地,日本人把朝鲜人视为二等公民。然而当朝鲜人孙基祯以日本名“孙龟龄”作为日本代表团成员在柏林参加马拉松比赛并胜出后,日本人就乐于把他的成就称为日本的国家荣誉。1988年,国际奥委会正式认定孙基祯在1936年柏林奥运会创纪录的荣誉归属朝鲜而非日本。

  当然,国家荣誉和体育之间的紧密关联只有在本土队伍得胜时才会带来好处——实际上,当本国队伍在国际比赛受挫时,政府就需要设法平复民众的情绪。这种警惕姿态最近的例子要数2006年世界杯决赛圈伊朗队因输球而无法进入第二轮赛事,政府立刻把教练和国家足协主席都撤掉,并且就球队所带来的耻辱向民众道歉。这种担忧不是没有根据的,在东欧一些地区,体育确实成为催化剂,最终导致了政权的更替。例如在所谓的“红星”中,贝尔格莱德的球迷在推翻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sevic)政权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体育也对摧毁阿尔弗雷多·斯特罗斯纳(Alfredo Stroessner)政权的巴拉圭起到重要作用。

  奥林匹克运动虽被设定为个体之间的非性比赛而不是国家之间的竞争,但它们一再带来后果。中国人不但加入了这一将体育比赛与民族主义相结合的世界潮流,几乎完全从民族主义和出发为体育下定义,使之达到一个新高度。正如前所论证的,中国人长期以来把体育与尚武精神相提并论,因此也把体育等同于激进性的民族主义。

  体育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被引入中国清楚地显示了中国与世界之间理念的跨国流动,也为其萌生的国际主义提供了参考指标。这一进展不是由别人强加的,相反,是中国人自己选择去争取的。在之前的章节已经介绍过,中国当时正在寻找让自己这个“东亚病夫”健康强壮起来的方法。在许多中国精英分子看来,西方体育运动是一个可行办法。这当中有明显的逻辑关系:“那些体育教育开展广泛的国家是进步和强大的,同时在穷弱的国家当中,体育教育开展得并不广泛。”颇有影响的天津《大公报》在1920年一篇社评中解释说:“奖励国民体育,为救国强种之一切根本。”本部在南京的重要杂志《时事月报》有相似的提示:“我们提倡体育的目的,既在雪耻图存和复兴民族,所以必就全民族着想,为一般的提倡。”在20世纪30年代,“体育救国”的口号响彻全国,甚至成为体育发展的指导意识。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也是一位对中国体育组织有影响的领袖级人物,他写道:

  中国称病夫,久矣!近年国人始知推求吾族致病之原,与夫其他民族所以健全之由来,思设法而为救药,实一绝好现象。鄙人前此赴日参与第九届远东运动会事,目睹彼族对体育进步,真足惊人,迥非吾族一蹴可能几及。但有志者事竟成,故不揣冒昧,当为今后吾国体育改进,拟有治标治本二法。治本即自中小学起,实行强迫体育教育,养成青年体育之爱好;治标及常与本国或外国队作长时间多次数之比赛,籍增经验,而免怯阵。二者并进,再益以精良训练,将来自不无成效可言。

  许多其他精英分子也持张伯苓的观点,国民政府的国防部部长何应钦在1932年5月10日建议教育部和政府要提倡体育教育,向公众灌输军事精神。“救国强种”和“体育救国”的口号在30年代在中国处处可闻。刘慎称在上海发表其影响深远的文章《体育救国论》,当中写到中国受日本侵略和本国种种问题的逼迫,已经走到一个危险关头,只有体育运动可以挽救这个国家。他解释其“体育救国”理念包括两层意思:用体育去提高中国人的个人素质,改革中国的体育教育。他的目标在于通过体育训练令中国人变得勇敢、坚定和果断起来。

  仅靠推行体育计划去挽救一个国家听起来有些天真,但当时中国的学者决心采取一切办法保卫受侵略威胁的国家。对日战争是一场全面战争,无论在战场上或是在后方的战线上能否取胜都至关重要。正是在这样一个紧迫的情况下,“体育救国”与“教育救国”一样成为了振奋人心的呼喊。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体育救国”才逐渐从公众词汇中消失。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拥护西式体育运动,部分有影响的中国人主张国家应该将注意力放在“国术”上,而不是盲目仿效西方。程登科就是其中一位持这种观点的人,他在20世纪30年代曾留学德国,崇尚德国的体育化运动。但无论是追求传统还是西方体育运动的发展,目标都是一样的:一个强大的中国。程登科认为“民族体育”的精粹在于“全民体育化”,倡导中国人“为国家而体育,为民族而体育。”

  程登科的呼吁引起了强烈的共鸣,王正廷在1930年论述奥运会的重要性时写道:“一民族欲求自由平等之地位于今日弱肉强食之世界,其必先锻炼健全之身体而后可。”1928年中央国术馆成立,以“强国强种,摘掉中国人的病夫帽子”为宗旨。

  在整个30年代和40年代早期,中国的学者、教育家和家都致力于在地方和全国实践其关于体育的救国理念。蒋介石将清政府倒台后被分割的中国统一起来并建立国民政府,使这种方面的工作成为可能。蒋介石出身军界,在成为国家首脑之后就立刻在政府政策中将体育提升到显要位置。成立于1928年的南京政府在第二年就通过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体育法,称为《国民体育法》。法例首条为:“中华男女青年有受体育之义务。”几年之后的1936年11月28日,体育法扩展到涉及年轻人和老年人,首条声明提高身体素质是“讲求体育只完善,为国民对于国家民族应尽之义务”。1941年新修订的体育法出台,加入了更多实操的内容,例如预算和教师培训等。如果说第一部体育法是在建设国家的迫切需要下诞生的,那么第二部则更注重国防需要。吴志刚将1927—1937年称为体育教育和现代体育在中国的“黄金时期”不无道理,在南京政府的这十年中,“产生了很多新的体育纪录,提供了很好的学校体育教育”。

  为了保证地方政府官员重视新法例,南京政府发布了有关体育教育重要性的指引。教育部的一份公文写道:“查体育之强民强国要图,近年来,经学校方面多方提倡,成绩已有相当进步,而一般民众未注意及此,亟宜积极办理南京政府还在1932年10月进一步颁发细则,管理教育部内专事体育教育的委员会,以指导和协助所有体育相关的活动。同在1932年,国民政府组织了一次以体育教育为主题的全国性会议,旨在强调强种与强国、体育与救国的关系。会议声明:“我国政府,以世界各国之盛衰,判于体力之强弱,故对于国民体育,积极提倡,以期增进全民健康,复兴民族精神。”1933年全国运动会的组织者在发给地方和省级政府的有关大会的通知上写道:“正茲国难,非举国团结一致,无以图存,非振刷民族精神,无以救亡。欧洲各国自欧战之后,对于国民体育,提倡不遗余力,盖鉴于国家兴衰,系乎国民体格之强弱也。”事实上,中国在这个关键时刻举办全国运动会的目的就在于引起国民对体育的重视,提高救国的希望。在运动会的开幕式上,组织者再次提醒参与各方:“现在我们要明白,最要紧的一樁事情,就是凡是要国家强盛,必先要有康健的民族,要有康健的民族,必先改善人们的体育。要人人有尚武的精神。”

  即使是的党组织也参与到推动体育教育的运动中。在1935年11月的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上,王正廷和其他委员递交了提案,名为《加紧提倡全国体育,以树立复兴民族之基础案》。提案开头写道:“民族之兴亡,视国民捍卫国家能力之大小为断,而捍卫国家能力之大小,又视国民体格之强弱与国民团结力量之大小而定。近年来,列强之竞争益烈,民族复兴之需要益大,国民捍卫国家之责任亦愈重。” 提案进而指出当大国强调它们的国民身体强健的重要性时,中国这样的弱国就要多加留意,其国民要有加强身体素质的紧迫意识。文件建议采取三个措施来改善中国人的体质:(1)增加体育培训的预算。(2)在各级政府提名官员专门负责民众的强身健体工作。(3)建立更多培训体育教员的中心。

  社会的精英成员通过组织社团来敦促政府和认真对待此事,诸如有来自教育、工业等各界精英参与的国民参政会,其中沈钧儒、梁漱溟和其他成员在1939年向中央政府提出议案,名为《提倡尚武精神以固国基而利抗战案》,当中指出“中国集数千年文弱之习,影响个人身体,民族生存至巨”。值此中国人正在进行一场和日本的持久战争之际,因此,“自无疑义,此为今日提倡尚武精神者”。

  当时,国民政府各项政策的执行主要依靠强人蒋介石,出身军人的他也是推行体育教育的最佳人选。从1928年到1945年,他作了很多关于国民身体素质对国家命运的重要性的演讲。例如在1930年4月在第四次全国运动会举行时,蒋介石分别在三次不同演讲中向参赛运动员及其地方组织者强调中央政府对体育的重视。

  1935年3月2日,蒋介石向地方政府和其他政府部门发出通电“查运动为锻炼国民体魄,以达成强种救国重要工作之一”。他宣称,政府将大力推广体育,保证党、政府、军队和学校工作的每个人都积极参与体育锻炼。一个月后,即1935年4月,蒋又发出一篇电文再次强调国民体育锻炼对国家未来的重要性。在一次三义青年团全国干部工作会议上,蒋介石又作了另一次关于体育锻炼如何重要的讲话,他提出问题:“现代一般暴力侵略者,所以敢于藐视我们中国,侵侮我们中国,最大的原因,就是看不起我们中国人的体格,更比不上他们。而我们一般同胞的体格,普遍的衰弱,实是民族最耻辱的表现!”蒋介石希望,“从今以后,我们要积极自强,要不为人家所轻视,首先要注意体育,提倡体育,体育如果不能进步,则整个国家部门的工作都不能进步!”之后,他在1940年10月国民政府召开的全国体育和体育教育会议上作了一次较长的讲话,一再强调这一观点,与会的作出回应,发表了体育宣言,将运动及体育锻炼与民族命运和国家发展联系在一起。

  蒋介石的政策并非只是空谈,在他一上台后,他的政府就马上把“为国健身强体”加入到其在30年代发起的“新生活运动”中。罗伯特·卡尔柏(Robert Culp)在新近的文章中指出,“在南京十年中,军训班成为高中、大学和职业学校的体育教育和公民训练中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军事训练通过教育家、党、政府以及学生本身的多层互动得到利用和发展”。从1895年起,中国的精英们就热衷于培育一个军事化的公民体系,但只有在1928年国民政府破旧立新后,这种军事化才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和政府政策的一个结合部分。“新生活运动”旨在建立一种新型的公民社会,以培养勇气和“尚武精神”。

  即便受抗日和国共内战消耗巨大的影响,国民政府的其他体育措施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例如,国民政府在1942年宣布每年9月9日为体育日,每个机构在这一天都要组织比赛或各种形式的体育活动,费用由各级政府的教育部门提供。蒋介石就此作出说明:“中央创定每年九月九日为体育节,施行全国,盖欲使举国同胞,无分男女老幼,均能深切认识体育之重要,而一致笃实践履,发奋磨砺,扩大体育运动之领域,充实体育运动之内容欲求与人并驾齐驱,则必其国人民有健全之体力。”

  即使在国民政府处于战争时期(先是抗日,然后与党交战),它还是成功地组织了几届全国运动会。1910年,首届全国运动会在教青年会的资助下启动,此后到1948年国民政府在组织的最后一届,一共举行了七届全国运动会。头两次受到外国人、即教男青年会的官员们操纵,但第三届起就是由中国人自己组织的,并且主要受到国家主义的推动。时期的中国也积极参加从1913年到1934年共举行了十届的远东奥运会。在国际奥委会新规条下,远东奥运会在1915年更名为远东体育协会,其大赛改称为远东运动会。1934年,它因原因解体,后来为亚洲运动会所取代。此外,国民政府参加了1936年和1948年的奥运会。

  在像中国这样体育长期以来主要受国家控制的国家,体育在过去一个世纪都是和国家形象展示的一个工具。实际上,中国对体育、尤其是奥运会的兴趣更大程度上出于中国人对国家富强、对中国在世界上与其他国家平起平坐的渴求,这要胜于对运动会本身的喜爱。这么看来,体育和中国人的民族主义不可分割。体育和民族主义之间联系的明晰化是国民时期的一个重要发展。正如1914年一个中国人所写:“欲持国家主义之教育,则运动会之竞技运动,亦万不可偏废者也。”体育教育专家王怀琪(1892—1963)在初年写到,体育教育养生法可帮助学生意识到中国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奋争。孙中山也看到体育和民族主义的清楚联系,曾多次提到:“夫欲图国力之坚强,必先求国民体力之发达。”有中国人提出,唯有“在体育运动中胜出”,才能使中国人自己得到证明。从这个角度看,体育上取胜就与国家荣誉等同。中国人赢了,国家就赢了;中国人输了,国家就蒙羞。

  在这种感情的驱使下,所有比赛、包括由学校主办的比赛都具有浓厚的意味。例如1915年5月21日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举办的一场体育比赛上,就有两个明显带有民族主义精神的口号:“国事太平,借时雨一番,聊以洗东亚耻辱。女师方猛进,看武器百步,也足扫过眼烟云。”“愿大家振起精神,勿忘五月九日。”(5月9日被视为国耻日,因为1915年的这一天中国政府接受日本的耻辱的“二十一条”。)一位教师甚至编了一组旗操,叫“5月9日新旗操”。编操者让操旗人沿写着“5月9日”的线路行进,以让学生和老师记住国家的耻辱,促使他们使中国强大到足以复仇。为了提醒学生们谨记国家统一的重要性,另一位初年的教育家创造了一种叫“五族共和”的游戏,强调中国种族是兄弟关系,同享勇敢精神和战斗思想。

  中国民族主义者对体育着迷的最好例子也许是中国第一本关于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书。它的作者宋如海同时为教青年会和中华体育协进会工作,将Olympiad翻译成“我能比呀”,这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与Olympiad读音相近,另一是鼓励中国人只要坚定和有勇气就能参加竞赛的中文表达。王正廷在1929年为此书作序时写道,自从中国登上国际和文化的舞台,“欲求自由平等之地位于今日弱肉强食之世界,其必先锻炼健全之身体而后可。吾国年来始渐注意及此。全国各省各种运动会相继成立,不可不谓吾民族一线之输光也!虽然立国族于大地上,任何事业,均应有所观摩,而始有长足之进展;二故运动亦应国际化。”余日章在1929年给本书所作的序中也写道:“民族衰弱的原因,虽然不是一种,但因不讲求体育,也是其中最大的一端。”

  毛岸俊指出20世纪20年代体育发展的动力“成为未来各式各样的中国国家主义的一个广为接受的组成部分”。现代体育在中国或许主要被描上国际主义的特征,然而正是现代体育与中国国家建设之间强有力的关联、正是国家主义和国际化在体育上的融合使它如此受到关注。在20年代早期、尤其在1922—1924年期间,中国产生了一种普遍的反教青年会的情绪,这反映了收回国家主权的总体趋势,包括对体育和教育的管治。1923年7月,中国人决定建立新组织“中华体育协会”,以对抗青年会的中华体育协进会。青年会被谴责为美国的代理,为“培养帝国主义走狗”服务。

  把体育与美国帝国主义联系起来不是中国人的专利。数十年后,加拿大体育历史学家杰弗里·史密斯(Geoffrey Smith)评论道:“在极具全球性的体育运动中——这一运动已大体美国化了——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的、不易觉察的帝国主义。”这所谓的帝国主义因其“荒谬的金钱赌注”及对“环绕全球的千百万人”的吸引力而隐藏得特别深。

  如果说中国人拥抱现代体育有着深厚的民族主义色彩,它还进一步与克服“东亚病夫”的名号紧密联系起来。一位著名的体育教育学家将中国人在国际赛事的表现与这可憎的标签联系起来。此外,中国在体育比赛中赢得的重要个人及团队胜利也被视为中国复兴的证明。例如在1905年教青年会资助上海举办的田径比赛中,中国长跑运动员马约翰超过日本对手时,中国观众先是为他欢呼,然后在他最后取胜时,转为高呼:“中国!中国!”1926年11月上海举行的上海美国国际学校与两支中国球队之间的足球锦标赛也出现了类似现象,当中国队取胜时,美国学校的啦啦队向胜方致以跨国别的欢呼:

  从这段插曲我们可以看到,即使一个校际比赛也被视为国家前途的预兆。这样的例子并非绝无仅有,中国人经常把体育比赛、尤其是中日之间的比赛看作两国之间的战斗。对中国人来说,体育不仅强化了民族精神,而且代表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即通过在赛场上取胜来改善中国国际形象。

  虽然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再强调要与过去完全决裂,它还是和前政府一样,把体育运动与民族主义和国家建设联系起来,党人甚至继续推广体育中的尚武精神。1952年,当中国最终决定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时,选择了军人贺龙来作为首任领导。在主义中国,打败日本对手的运动员被尊为民族英雄,而他们在比赛上的表现则被称为体现了中国的国家荣誉。而他们落败也就使民族蒙羞。著名的乒乓球手庄则栋回忆,当他参加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时,“我内心深处仍把日本队员当成了军国主义者。每一板下去,都觉得是替中国仇,为中国人民争光。为毛主席争光。”在中国与日本展开决赛之前,一位中国高级干部告诉庄则栋,如果他打败日本队,就会被尊为民族英雄。

  在1981年11月世界女排锦标赛上中日对垒时,人们也普遍具有类似的心态。当时中国队已经在早前比赛中打败了美国队,已经提前确定最终夺冠,因此在与日本比赛开始时,并没有倾尽全力。教练非常恼怒,在中场休息时对队员喊道:“要知道,我们是中国人,你们代表的是中华民族,祖国人民在电视机前看着你们,要你们拼,要你们搏,要你们胜。”同样,在1981年3月,当中国男排打败韩国队时,北京学生兴奋之极,高喊口号:“团结起来,振兴中国!”与此相似,80年代中国全国都为围棋选手聂卫平战胜日本对手的英雄式胜利而狂热,新的民族主义感情即使在传统棋艺比赛中也已经深深扎根。聂卫平说他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来自和陈毅等国家的支持。陈毅经常告诉聂卫平要练好棋术,打败日本对手,“为国争光”。

  人们甚至会说,中国人在时代实践“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有意输给对手,是因为他们对其体育的优越地位充满信心,可以将比赛结果看成是策略。换句话说,他们在国际上输掉比赛并不会损害中国的国家荣誉,却反而会由于人人都能看到中国队舍弃胜利而增加其国际声望。从20世纪50年代到1966年“文化大”开始,中国党都很小心地保持对体育的控制。根据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政策,体育要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体育队伍要跟随党的路线,而在主要体育赛事上,中国要在三五年内奋力追上甚至超过世界最高水平。

  1954年2月11日,周恩来在一次国务院会议上说:“运动不只是为了个人的身体健康,而且是为了保卫祖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任务。”从这个观点出发,赢金牌、升国旗和颁奖仪式上的国歌声都被看作对中国这个国家及其声望在世界上的提升至关重要。1955年,北京举办第一届全国工人运动会,贺龙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宣称体育是新政权的一项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