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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托洛茨基、托派与第四国际?

来源:未知 发布时间:2021-01-13 18:16 浏览次数:

  1917年的目标,是反对完全衰老的亚洲封建主义,同时反对业已发展起来的私有制资本主义。它的使命是为农民同生产资料彻底分离和在国有制统治基础上建立社会化生产创造条件。托洛斯基没有像斯大林那样深刻地理解这一历史进程,所以他最后败下阵来。先是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然后又被驱逐出祖国,过着颠倍流离的侨居生活。他的两个儿子都被格勃乌特务杀害,他本人也死于特务之手。

  比起这些来,他在精神上的痛苦要大十倍。他坚守传统马克思列宁主义,勇敢地揭露了斯大林及其官僚统治的真面目,但是他的遭遇就阿波罗所惩罚的女预言家那样,谁也不相信他,他是作为叛徒、杀人犯、英美法德诸国的间谍死去的。

  以前的者虽然也遭受了巨大的肉体痛苦,但他们也能得到道义支持。而托洛斯基由于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就注定了其抗争的悲剧性,就像他的前辈闵采尔以及后来者所处的境遇一样。

  所以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经过十月的老布尔什维克,竟如此轻易地被斯大林击败,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斯大林确实是取得了历史的授权书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都向斯大林屈服了(布哈林临死前给斯大林写信道:“我开始对你产生了像对伊里奇那样的感情…”“我想对您说,我愿意在思想上毫无保留地和毫不动摇地完成您的任何要求。”),但托洛斯基从来没有停止斗争,直到特务将他杀害,使他的鲜血和脑浆洒在他正在撰写的《斯大林评传》上。

  单从这一点说,托洛斯基是值得钦佩的。许多人评价托洛斯基说:“托洛斯基具有高度的自制力,遇事不惊,沉着冷静,经得起挫折和失败。”

  克努德森是挪威一个稳重的、百分之百的工党党员,托洛茨基1935年在挪威避难期间,曾成为他的客人。克努德森说:“我从未见过一个在生活习惯上像他那样精确、井井有条、一板一眼的人。在没病的情况下,每天早晨他都是5:20或5:30起床,到厨房稍微吃点儿东西后就开始工作。他做什么都小心翼翼、蹑手蹑脚的,生怕打扰什么人。他对我家的所有人都十分尊重,做事很有分寸,对他的这一特点,我感到我没有足够的词汇加以描述。娜塔利娅的举止也同样如此。”

  在许多小事上也表现了托洛斯基的坚强。1931年3月1日,托洛斯基在普林吉坡的住宅失火,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托洛斯基的亲人和秘书都因此而忧心忡忡,而托洛斯基在刚刚安顿下来后,马上把手稿往桌上一摊,叫来了速记员开始口述他的著作,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似的。

  1940年5月25日,刺客袭击了托洛斯基在墨西哥的住所,他们架起机关枪往屋子里疯狂扫射。凶手们逃走后,托洛斯基在等待墨西哥到来的这段时间里,又坐在书桌前开始写作了。

  “我的生活经历既不乏成功,也不乏失败,这不仅没有毁掉我对光辉灿烂的人类未来的信念,反而使它更强烈了。这是对理性、真理、人类和谐的信念,我在18岁时就抱着这一信念进入了外省的尼古拉耶夫市的工人区。此后我一直完全、彻底地坚持这种信念。它更加成熟了,而热情却并没有消退。”

  假使社会主义不过是海市蜃楼,仅仅是以一种剥削与压迫的形式代替另一种,而且不可能有别的选择,那么,托洛斯基就像一位沉溺于自己的梦想与幻觉中的乌托邦信徒。即使是这样,他也应该获得伟大的乌托邦主义者与梦想家理应获得的那份尊敬与同情,因为他是其中最伟大的一个。让余杰之流狂吠吧,真正的者从来不需要为自己辩护。正如托洛斯基所说:

  我相信,社会主义代表了人类对平等、公正、自由和幸福的追求,任何人也不能判定它是空想,任何人也不能宣布它的死亡,因为这种追求已贯穿了人类的全部历史,它将继续下去。也许,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历史为人类准备的仍是官僚奴隶制度。就算是这样,我仍旧站在奴隶一边。我不会为新的剥削者鼓掌呐喊,不管新的剥削制度怎样是“历史的必然”。

  托洛斯基兴趣广泛。喜欢骑马、打猎、捕鱼、饲养小动物。他在书信中常常以真正的喜悦心情写到他这些活动。在生活中也乐此不疲。他幽默地写道:他要打到野兔,同时跟老虎、野猪等签订一纸互不侵犯协定。

  托洛斯基乐于跟普通人,特别是工人交往。他跟老渔翁做好朋友,在老人面前他没有半分架子。必须指出,他身上有浓厚的贵族气派,但是他只对身边的人才如此,面对初见者,他是十分亲切的。他的秘书说:“谁跟他工作的时间愈久,他就愈挑剔,而且态度也越加粗鲁。”

  托洛斯基还有另一面,那就是教条的、书生气的一面,或者可以说是保守的一面。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的任何创新总是侧目而视的。他对于这种创新有一种说法,叫做“修剪马克思的胡子”。一直到他死,都不肯承认他首先揭露和批判的官僚集团是一个新阶级。

  这种循规蹈矩的性格甚至也影响到他的生活习惯。他的秘书说:“对于自己的心爱之物,诸如钢笔、马达渔具和,都必须按照规定使用和保养,而这些规定几乎是不可改动的。”

  他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有时令人很头痛。比如,有一次他也来帮忙洗碟子,他擦拭每一个盘子和碟子都特别仔细,这样一直干到很晚才结束,结果他不来倒省力些,来帮忙大家反而更累了。

  我想,像他那样的者在死的时候应该是平静的,因为他知道终于可以休息了。现在他的坟墓在生前所寓居的院子里,大理石墓碑上面是镰刀斧头旗,这面在前苏联已经无声地降下的旗子,还在他的头上飘扬着。

  基路伯先生在知乎上洋洋洒洒写了很多字,讲了自己对托洛茨基、托派、托派观点的见解,我纳闷的是为什么他只推荐曾淼的书,而不曾推荐老托或其他托派的文章(这样不根据文本),这样的推荐让人难以让人信服,由曾淼教授观点出发而非立足托派理论文章的批判更难让人信服,况且曾教授明确提到“不断论”是托派理论的基石,基路伯先生攻讦了半天,连核心内容都没有涉及。

  一、基路伯先生的发言是建立在没有弄清列宁党组织原则、无产阶级跟工人政党的关系上的基路伯先生说:”的确,‘工人阶级的主体性‘是第三国际口头上所尊奉的原则。但要命的是,这仅仅是口头上尊奉。第三国际喜欢把自己打扮成工人阶级自发运动的产物,但实际上却是先锋队自觉作用的体现。列宁在党内搞集中制,不仅西欧的卢森堡、而且托洛茨基一开始也是反对的,但恰恰是这种不的、‘官僚包办‘的搞法才得以让成功。“列宁在世时候的第三国际不是把自己打扮成自发运动的产物,而是当时国际的纲领、列宁、托洛茨基的文章与发言都能辨证看待自发性与自觉性的产物。这里不作赘述,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去阅读列宁在1902年所写的《怎么办?》,这本小册子反映了列宁当时的主张:他认为需要有明确纲领的组织,借助阶级先锋队涵养工人运动(实践/意识)中的精华,这个先锋队是长期存在的一个战略组织,立足于改良斗争但却不会在“日常”秩序下白白耗散,党在这里是工人阶级传统的提炼,它与一般的改良主义工人政党不同之处在于,的先锋党不仅支持日常的工联斗争,而且鼓舞所有群众的行动,以及所有颠覆资本主义统治的挑战,他的纲领是立足于支持社会变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以为了让的纲领找到其通往群众的道路,必须要有骨子分子的存在,通过日复一日的鲜活的阶级斗争建立其力量关系,列宁从来就不是一个组织拜物教狂人,无产阶级的意识始终是变化发展的,落后的阶层被吸引至先进的阶层,阶级的自信随着其力量的强大而增强,党在这里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另外读者可以结合工人运动史进行阅读,我们可以了解到,正是由于社会主义者十年来耐心地去“自发”的工人斗争中做工作,才形成了后来的布尔什维克党,而布尔什维克党的支柱就是一大批觉悟的帝俄工人,除了英雄主义,这些者还具备强烈的阶级直觉和对无产者历史利益——而非后来被极度抽象化的‘党’——的无限忠诚,这些优秀的布尔什维克党员远不是们设想的“驯服的螺丝钉”。至于另一位领袖托洛茨基,我们翻开他的《史》序言,文中写道“只有根据着对于群众本身中所发生的过程的研究,我们才能理解政党与领袖的作用,我们对于领袖的作用是比谁都更不愿加以忽视的。领袖们在过程中,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但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没有一个领导组织,那末群众的力量将和不导入活塞箱去的蒸汽一样地消散。然而把事变向前推进的却毕竟不是活塞或箱子而是蒸汽。”在《十月的教训里》,托洛茨基论述道:“然而实际上,如果没有一个能够领导无产阶级的党,这种本身就将成为不可能。无产阶级不能用自发的起义取得政权:甚至在工业和文化高度发展的德国,劳动者自发的起义(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实际上也只能把政权转移到资产阶级手里。有产阶级能够依靠自己的财富、自己的“教养”、自己同旧的国家机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来掌握从有产阶级手里夺来的政权。至于无产阶级,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代替他们的党。”由此可见,列宁以及老托从来没有迷恋自发性,但他们能洞察到自发性背后阶级斗争发展的逻辑。

  再说到列宁党的组织原则,集中制跟后来托派批判的“官僚包办”在基路伯先生看来是一回事情吗?“集中制”的基础是“”:在达成决议之前,必须经过自由、批判性的讨论;决议必须用的方式达成;领袖是由选举产生,并且对全体成员负责的;在执行决议中,地区性的组织拥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决议在执行后,经过适当的时间,必须批判的、的检讨成败。但党不是松散的俱乐部,所以需要集中的纪律:决议一旦达成,就必须执行(讨论要服从行动);在讨论过程中不同意此决议者,不得阻挡或暗中破坏决议的执行;经由选举产生的领袖,他的权威必须被尊重;组织在执行决议中彼此协调;整个组织共同决定决议的优先级,并且协助做成未来的决议。在布尔什维克的刊物上,各种观点可以互相辩论,即使是列宁,党内同志也可以公开质疑他,但这并没有阻止布党引领无产者取得的胜利。工人胜利后,由于内战、饥荒、产业工人人数锐减(从300万到100万),无产阶级专成了悬空的,苏维埃先是确立了工人代表机构(苏维埃)里的制,又禁止了执政党内的派别自由(这个决策窒息了苏维埃和党内的氛围,且列托对此亦负有一定的责任),不过即使如此,20年代,苏联党(布尔什维克)还是有好几场争论(此处不做展开),掌权的斯大林集团在开除了一个接一个反对派之后,终于确立了他“无可争议”的权威,此之谓“官僚集中制”,与之前列宁严肃采纳的“集中制”已然是南辕北辙了。

  二、的托洛茨基对苏联,联共以及国际的态度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国家,面临帝国主义国家的围殴及其仆从的骚扰(如中国、波兰),“保卫工人国家”是的老托以及他的同志们的态度,正因为如此,苏联托派自称“左翼反对派”,中国托派自称“中国党左翼反对派”,托以及其他托派认为无产阶级需要单一的一个工人阶级先锋党,因此,始终是在党内斗争的层面上考虑和掌权的斯大林官僚集团的路线之争。当然,国际和各国中央对托洛茨基的支持们的态度是一律开除。即使这样,托还是以献计献策的态度向国际进言。三十年代,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像是个火药桶,一点就燃,中国、德国、西班牙,然而,此时的国际已经是逆向淘汰了,不少坐在党的领导层上的人都是只会搞宫斗、不会搞工斗的(比如中国的王明,读者可以自行搜索“东方饭店事件”),这些机关干部长于献媚莫斯科官僚,与此同时对本国的群众运动却是“睁眼瞎”。不过,十月的吸引力和苏俄巨大的物质进步毕竟还吸引着各国众多阶级战士,所以此时,第三国际党的特点是基层老黄牛、中央多混帐,这些混帐领袖只有抬轿子、吹喇叭的本事,而无力真的赢得群众的信任。三十年代,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到德国,这个国家被经济危机撕裂,的无产阶级聚集在主义旗帜下,的小资产阶级也向法西斯主义寻找宿主,当时,斯大林和他的小伙伴们抛出“第三时期”理论:莫斯科党官僚们把1917年以后的世界形势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从1917年至1923年,是的时期;第二时期从1923年至1927年,是资本主义稳定时期;第三时期从1928年开始,这是世界无产阶级全面胜利的时期。在上一个第二时期中,国际叫中国党服膺于的领导,蒋介石甚至被选入国际的名誉执委,“4.12之后,莫斯科又叫参加武汉的汪精卫政府,之后是马日事变和“7.15事变。不过,如同老托讽刺的,斯大林们是“在葬礼上大笑、在婚礼上哭泣”的蠢人伊万,眼见着东方与欧洲的觉悟工人被这样整得筋疲力尽,国际又转入新的胜利进军阶段,说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即将到来,各国主义者要执行如下任务:一是要发动工人进行总,二是占领街道,三是“不能与改良主义者进行任何形式的联合”(不知道谁“唯我独革”)。由此理论出发,在德国,国际断言,社会主义者(改良主义者)与法西斯主义者都是资产阶级的管家,需要同时反对,完全无视当时的德国社会党有众多守纪律的对资本主义有疑虑且已经在所谓的日常斗争里开始觉醒的工人这一事实。而的托洛茨基则相反,即使国际与下属支部的机关报对他破口大骂,他依然要求结成自下而上的党工人同社会党工人的统一战线,共同反对法西斯,因为他认为无产阶级各部分走向的道路不是步调一致的,靠最后通牒的排场要求受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影响的斗争工人预先接受党的领导极其不明智,党人需要向社会党的基层群众声明:我们反对你们的党纲,不信任你们的领袖,但在对付法西斯分子的战斗中,我们与你们站在一起。与此同时,他认为不能只从议会斗争以及选票角度考虑问题, “我们所用的力量对比是在议会剖面上的。但这是一面哈哈镜。被压迫阶级的议会代表极大地它的实际力量,相反:资产阶级的代表、甚至在它垮台的一天前,都仍是它的虚构力量的假面舞会”(《德国与斯大林官僚集团》),他认为德国工人阶级在几十年日常斗争里形成了自己的无产阶级萌芽:工会、党、工人俱乐部、合作社,但只有通过途径,工人才能走向政权,法西斯分子的上台意味着若干年来工人斗争的改良成果付之一炬,但褐色灾难不是历史的必然性,只要工人阶级果敢地反击反分子(议会斗争只是辅助手段),就可以阻止希特勒的上台。不过,国际依旧重复着官样空话咒骂着托派、社会党人、资产阶级自由派,当然还有法西斯分子。1933年,希特勒上台,先是炮制“国会大厦纵火案”打压党,接着禁止了社会党,查封德国的改良主义工会。在《德国无产阶级的悲剧——德国工人必将重新崛起,斯大林主义将万劫不复》中,托洛茨基写道:“不平衡发展的规律也将在斯大林主义的命运中体现出来。在各个国家中,它处于不同的瓦解阶段。未来将表明,德国悲惨的经验将在何等程度上失去国际其他支部的复苏。至少在德国,斯大林官僚的不祥的曲子已经唱完了。德国无产阶级将重新崛起,斯大林主义万劫不复。在敌人的可怕的打击之下,德国进步工人面临着筹建。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将为这一工作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托洛茨基认为党内斗争之路已绝,斯大林党无法承担起领导工人的任务,需要将建立新的无产阶级先锋党的任务提上日程。这就有了后来筹备第四国际的事情。

  然而,即使觉得斯大林和他的跟班们再混蛋,托洛茨基也清醒地意识到苏联毕竟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国家,基于公有制上计划经济给工人生活带来的巨大进步是显著的,他代表了《党宣言》发表以来国际工人运动的阶段性成果,所以托洛茨基和他的同志们在对苏联的态度上是号召无条件保卫的,也就是基路伯的“保皇说”的立足点,但他们对斯大林官僚集团却是毫不信任的,为了保卫十月的成果,必须清除斯大林官僚集团这一工人国家的肿瘤。三、关于苏联(包括后来中国、东欧)性质的争论如果我们阅读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就会发现他提到的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具有如下特征:商品和货币经济的消亡,基本需要免费供应,同时按照个人的社会劳动量进行分配。列宁也认为社会主义意味着阶级的消亡,所以并不是全社会单一的所有制就意味着实现了社会主义。《哥达纲领批判》里还写道:“在资本主义社会和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所以,托派一向认为苏联、东欧、中国并没有实现社会主义。而托派中的多数认为这属于一个过渡时期,即无产阶级时期,这个无产阶级是畸形的,因为有一个不受劳动群众监督的职业官员群体依附在国有财产上,必须依靠使得劳动群众(而非什么“好人”托派)重新跃升为社会管理的主体。同时这个过渡社会带有二重特性,一方面计划经济和公有制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另一方面孤立存在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中,因此它的生产形式带有资本主义性质,它要暂时适应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至于托派内部的分歧,有自己的判断很正常,本人虽然赞成畸形工人国家的判断,认为其他一些把苏联和时代的中国定性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托派前辈们(所谓的非正统托派)的观点并不科学,但这个属于理论争论范畴。不过,既然提到类似的观点,说下不对在哪里吧。读者有兴趣也可以看看这位老先生的论文齐觅《国家资本主义论初探》国家资本主义论初探(齐觅,1980年6月27日), 作者批驳了类似的观点 :“私有制之所以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不在于一间工厂是由一个资本家拥有还是由该厂合股经营的狭义的“拥有权”,而是在于生产的投资和运行,是由“私人”的不同决定中心依照市场规律来决定;所谓“国有财产制”,意味着国家有权调配任何资源进行某类生产,不受到个别生产资料拥有者的阻碍或限制。在私有财产制的基础上,投资和生产是由利润率决定;没有利润(即不会令资本增殖)就没有人会投资,生产也就停顿;在资本主义制度中于是会出现投资饱和,即无利润可图时资本家就拒绝投资,因此就造成经济衰退;反观在国有财产制的基础上,投资和生产是看产品是否有使用价值,因此,即使“亏本”的部门也会有资金投入去,可吸收投资的生产领域不会竭尽,因此也不会产生“衰退”的情形,只会有“资金不足”的情形。资本货物生产部门(一般称为生产第一部门)和消费品生产部门(一般称为生产第二部门)的吸收投资情形,可说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制度间的分别。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第一部门的投资需要竭尽时,就会产生经济停滞,资金不会转入第二部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当第一部门的扩大再生产的需求趋向终结时,资源就会转入第二部门,不会发生“衰退”,即是说,工业化过程的终结,不会带来不断的萧条期,而会带来物质生活的不断提高。/这就是两个制度的经济运转目的上的基本分歧:资本主义投资追求资本增殖,社会主义投资追求产品的社会使用价值,满足社会的真正要求;因此,前者的经济运转是无政府状态的,同时含有内在的危机和矛盾,后者则是有计划的。在中苏等国,官僚的存在基础是国有财产制;正因为财产不属于私人所有,所以权力变得那么可贵,官僚一旦掌握了权力也就牢牢不肯放。官僚对支配权的垄断,与他们存在的基础——国有财产制——是尖锐冲突的,因此中苏等国才呈现今日如此尖锐深刻的社会矛盾和极度的扭曲的社会形态;官僚需要诉诸高压统治,反映了他们地位的不稳固(如果官僚是新阶级,它们应该像一般新生制度的统治阶级一样,在初期享有相对的稳定和繁荣。事实却并非如此。)要解决这个社会矛盾,人民就需要从官僚手中夺回权力;我们不能以官僚对生产方式和产品分配的垄断操纵,来否定这些国家的经济运转的基础是国有财产制和计划经济(尽管计划充满了浮夸或胆怯的弱点及种种错误)。”也就是说,在传统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生产是为了利润和资本积累,而在苏东中国家,生产是为了产品的使用价值或者人的需要,但同时官僚层寄生于国有财产上,特权、批条子工程、浪费又极大地损害了计划经济在世界劳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片面发展重工业造成其他部门发展比例失调的问题也不少。同时,知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读者都明白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是“生产过剩”,而这一问题在畸形工人国家是不存在的(当然因为中央计划的拍脑袋决定,时常用社会消费品短缺的现象存在)。行文向下,齐觅又说:“美国和苏联同样有从事商品生产,但在美国,商品生产的利目的只求取得利润,不理会产品是否社会所需。或是否能够最好地满足社会的需要;商品生产占据了整个国民经济领域,连劳动力也成为一个自由买卖的商品;在苏联,商品生产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供国内流通,主要是消费品的生产;很大部分供本国使用的生产(如资本货物和不少生活必需品)都丧失了商品的属性,而且生产的目的是取得其使用价值而不是求取资本增殖;另一类商品生产是为国外市场的需要而进行的,这类生产要看市场规律,目的是赚取外汇,亦即求取资本的增殖;可是,由这类商品取得的“资本”,最终也是服务于本国的使用需要,求取一些使用价值(如用外汇换取外国的产品或购买外国技术);在比例上,这类商品生产也只占国民经济的很小部分。可以说,美国的商品生产最终是追求资本的积累,苏联的商品生产最终是追求使用价值的积累。/此外,两国的企业都有谈利润。但苏联的利润不是生产的最终和唯一目的,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计算指标;利润在美国是经济上占支配地位的阶级的收入形式,是统治阶级存在的经济基础,在苏联则不然。价格在两国的经济中存在,但在苏联,原料或消费品的价格是由政府订定。货币也存在于苏联,但它已不用来进行投资、自由购买生产资料或是在生产过程中起作用。它只可用来购买一定的消费品,而且不是所有消费品都可以用金钱购买的。市场经济在苏联经济中也起作用,不过它的作用是补助和反映计划的不足,而非决定所有生产活动的关键性因素。”苏联的利润仅仅是计划经济的基础,名义上归全社会所有,是制定计划的一个数据指标,而在美国,利润是统治阶级的收入来源,所以,中苏绝非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国家。这一术语,如果严肃追究,是为了跟英美那种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相对应的现代剥削阶级国家,资本家在国家主导模式下赚取利润,压制劳工权益,比如战前的日本,就具有类似的特征,特别是后进资本主义列强,通过国家订单、税收以及反劳工法律出台,资产阶级能成长得更快。那么,苏联、中国、东欧的职业官员是否意味着一个新阶级(比如“官僚阶级”)呢?如果是,他们的收入来源是什么,工资、利润亦或是特权?托洛茨基在世的时候,曾明确反对说苏俄党政军干部是取代资本家的下一个阶级社会统治阶级的说法。这样说有点绕哦,不过可以看看托当时的一些文本,在《战争中的苏联:苏德条约与苏联的阶级性质》,他写道:“简约地说,各种统治阶级的历史存在价值,在于它所代表、引领的压迫体系使生产力升高了一个台阶。毋庸置疑,苏联现体制给经济带来强劲动力。但这一动力源自生产资料国有化与经济计划,而非干部篡夺经济指挥权的功劳。相反,现有官僚系统成了技术、文化进步的主要制动阀。不过,这个基本事实长期躲在时代的幕布后面:近20年苏联忙于借鉴、消化先进资本主义的技术与生产组织的最新成果。这个模仿、引进的阶段,以各种方式与官僚的刻板气质——对基层创意与倡议的窒息倾向——共存并彼此结合。/经济发展的层次越高,它的社会要求越复杂,官僚独断衍生的阻碍越不可忍受。两者的经常摩擦会导致运转的痉挛现象,迫使暴力机器有系统清除各生产部门最具创造性的人为因素。天长日久,老爷们彻底变身「统治阶级」之前,便与社会发展处于针尖对麦芒的敌视状态。一切紊乱在于今日的苏联官僚并不代表与自身有机相连、彼此亲密无间的新经济系统,而是工人国家的寄生者。”在《再谈苏联的阶级性质》,他提到说:“目前有关苏联社会性质的论战中,部分同志很喜欢「术语行刺」官僚;可惜从打击效果的角度说,称呼官僚为「阶级」并无用处。假如波拿巴的混账们等于独立阶级,就意味着苏俄的现状绝非阶级斗争进程的偶然事故,而是有长久生命力的历史产物;假如克里姆林宫的趁火打劫和寄生行为等于科学意义的「剥削」,就意味着官僚层——作为必要的统治阶级——在经济系统内有独立的历史未来。客观上说,由于烦躁情绪而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方思想纪律的某些同志,正滑向上述凄惨的逻辑推论。”托洛茨基明确反对苏联党政干部是新阶级的说法。苏俄立国到解体一共74年,中国从49年建国到1992年南巡讲线年,如果斯大林是新阶级的代表,那请问历史上哪个生产关系稳定成型的阶级社会只存在100年时间的?所以,苏中官僚只是社会肌体的临时肿瘤,而非进化成具有历史必要性的新器官。至于因为苏联性质争论引发出来,当时,托洛茨基和沙赫特曼、伯纳姆们的争论是公开为世人知晓的,而不是像1927年斯大林-布哈林用欺瞒手段不让各国主义者了解在中国问题上托洛茨基的看法。争论之后,第四国际多数包括美国托派承认苏联是工人国家,这个决议是投票决定的,按照列宁党的原则,此时就是公开辩论之后宣传上服从决议了。不过,少数派自己选择了分离,沙赫特曼以社会主义立场离世,伯纳姆更是在二战时期成为“狂人”。之后,笔者还会回应基路伯先生关于“阿米巴虫式的”的高论的。四、不断论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中央委员会告主义者同盟书》中写道:“派小资产者只不过希望实现了上述要求便赶快结束,而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全都消灭,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举足轻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之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发展到使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中。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对立,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这就提到了新时代无产阶级的不间断性:第一、和消灭阶级的社会主义中间并不隔着一道万里长城,不会仅仅停留在派小资产者的改良愿望上。第二、是以日常改良斗争为起点,它的深入超过了夺取权力以及作为其基础的所有制的剧变,超过了劳动组织与分工,而欲争得彻底的社会改良,必须建立起无产阶级的政权。第三、虽然开始以民族的疆域,但不会在他的边界上停留,只有无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胜利,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才能稳定确立。这个思想影响了二十世纪初的一个年轻的犹太人,也就是青年托洛茨基,1905年,由于日俄战争的失败,爆发,中间,托洛茨基是彼得堡苏维埃主席,失败后,托洛茨基把自己的一些想法整理成小册子《总结与前瞻》,系统阐述了“不断论”的思想,“一般社会学的定义——资产阶级——决不能解决某一资产阶级的发展过程中所提出的策略任务、矛盾和困难。”“无产阶级不扩大的基础,就不能巩固自己的政权。许多劳动群众阶层,尤其是农村中的劳动群众,只有在先锋队——城市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以后,才能第一次被吸收到中来,并在上组织起来。鼓动和组织工作将靠国家财力来进行。最后,立法权本身将成为使人民群众化的强大工具。把资产阶级的全部负担放在无产阶级肩上的我国社会历史关系的性质,一方面给工人政府造成巨大困难,同时也会(至少在政府成立的初期)给予它难以估量的优越性。这会在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当中表现出来。……执政的无产阶级将作为解放农民的阶级出现在农民面前。”“在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条件下,把我们的纲领划分为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具有巨大而深刻的原则意义。资产阶级执掌政府这一事实,就使我们的最低纲领中同生产资料私有制不兼容的一切要求不能存在,因为这些要求具有社会主义的内容,是无产阶级的先决条件。但是政权一旦转到社会主义者占多数的政府手中,那时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之间的区别,就失去了原则上的和直接实践上的意义。无产阶级政府无论如何不能把自己约束在这种区别的范围之内。”“不断论意味着把消灭制度和封建制度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并把后者同日益增长的社会冲突、无产阶级对统治阶级的经济和特权不断进攻联系起来”。不过,当时并非就托洛茨基一人赞成“不断论”,如同李星在《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前世今生》中写道“「不断论」并非托氏独门功夫。在1905年工人运动大发展背景下,托氏与另两位社会工党的大活动家帕尔乌斯和克拉辛共同提出「不断论」。这三个人认为,大工业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改变了阶级力量的对比。由于产业无产阶级有能力取代资本家集体管理社会,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全球系统,就进入了为继续生存而挣扎的阶段。资产阶级与各剥削阶级可以妥协、让步,对无产阶级群众运动却定要毁之而后快。与此同时,20世纪初全球资本主义系统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少数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与广大后起资本主义地区形成了分工体系的中心与边缘关系。后起地区的社会进步和工业发展被限定在「边缘身份」的框架内,当地资产阶级对中心有极大的经济依附和(军事)联系,无力进行彻底的改良。基于以上两个理由,不论帝国主义中心地区也好,后进资本主义外围也好,每当无产阶级在争取改良的时候走得太远,组织性和阶级觉悟增长太快,本土资产阶级就与剥削阶级连手一道扼杀群众运动,以免工人闹到夺权的地步。在这个过程中,帝国主义中心与后进地区的资本家们通常都要求助于公开的军事;后进地区的资产阶级同时还必需容忍许多前资本主义残余和帝国主义的经济压迫,作为合伙工人的代价。/虽然工人运动的日常工作是争取具体、局部的改良,但为了不让辛苦争来的改良隔段时间就付诸东流,工人阶级不得不设法剥夺资本家的产业和权力,为此,前者组织起自己的政权。也就是说,在帝国主义时代,为了落实改良,工人阶级不得不先行建立自己的政府。实践表明,有产者不经过激烈战斗从不认输。这意味着内战。工人之外的被剥削阶级和阶层(小农、城市贫民)在经济上受到来自国内外的多重压迫,他们的日子往往比工人更难过。内战中这些阶级和阶层是工人反对资产阶级政权的同盟军。”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统治链条在其薄弱环节断裂,落后国家的任务(土地改革、民族解放、给小民族以分离权利、实现法律意义上的男女平等)只有通过社会主义得到解决。1917年大的胜利宣告了孟什维克给进步资产阶级当尾巴的“阶段论”的破产,后来的中国的胜利也是因为作为第三国际党的在实践中抛弃斯大林加诸他们的“既非无产阶级、也非资产阶级”的“阶段论”公式,搞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了工人国家。中俄都完成了消灭封建残余、给农民以土地的资产阶级的任务,反观印度,由于社会主义从未取得胜利,在资产阶级代议制的门面上还夹杂着宗法时代的种姓制度和地主剥削制。孰是孰非,读者可以自己阅读中俄历史并结合其他资本主义体系里的外围国家的现状做判断,不过,基路伯先生只会轻浮地调侃托派组织的,却不敢直面最核心、原则的理论问题。五、阿米巴虫式的基路伯先生提到的国际托派第一次之后不久,苏联格别乌派出间谍用冰镐暗杀了“单干就啥也成不成”、“吃教条主义亏“的老托。他们怕的是什么,我想应该不是看似薄弱的托派组织吧。托洛茨基死前说:”请告诉我的朋友,第四国际,必胜“。老托相信能最终获得胜利的,绝非某个具体的组织,比如总部设在巴黎的第四国际处(它是历史最悠久的托派组织,就是老托在世时的”第四国际“)或者其他曾教授、基先生提到的出来的托派组织,而是说,的无产阶级最终将带领人类冲破迷雾,在现代文明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没有压迫与剥削的无阶级社会。斯大林们不害怕托派,但他们怕的是托和他的朋友们宣传的未被歪曲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然而,对工人的主观信念并不自动保证托派在实践中路线的正确性,托派只是左翼的一部分,它带有资本主义制度下反体制的左翼团体的一切弱点。然而,不是靠某个左翼团体就能策划、鼓动的,托派的弱点并不能抹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托洛茨基们宣传的东西是无产阶级值得去努力的方向。“解释下你们托派为什么不断在吧?”左翼团体分分合合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吗?不独托派有。南亚的主义者曾经为好几个党,2008年之后,因为是否入阁、是否放弃武装,尼泊尔还有过几次;希腊党可是根正苗红的第三国际正统,不还是分出希腊党(马列)以及其他一些团体,最近上台的激进左翼联盟的从前还是希共(国内派)成员,希共(国外派)和希共(国内派)发生分歧,国内派被开除。国外的事情咱们暂且不表,我们就以的左翼团体“少年中国评论”(YCA)为例,该团体成立于2008年,目前发生过两次,第一次起源于“求爱门”事件,因为两个领袖的恋爱纠纷造成了其中的一些成员(以女性成员居多)离开YCA,详情点击ewthread.php?tid=3218,;第二次发生于2013年,少年中国评论的一些成员搞了一个名为“女神读书会”的网络平台,当时YCA的头头们计划把他办作一个吸引青年的外围团体,但女神读书会的主持者和一些YCA成员不想涉足实际的实践,而YCA的另一些骨干则认为需要形成成影响现实的“核心社会主义者团体”,这是最近一次的分道扬镳,因为当事者没有公开对此表态过,所以目前没有此次的详细记录。因而,“无限可分”并非托派特色。

  另外,至于说兰道、罗斯默谋划撇开老托单干,这也没什么好稀奇的,沙佩尔、巴枯宁计划撇开马克思、恩格斯单干,召回派计划撇开列宁单干,受到党内成员一致拥护的导师大概只存于在神话里。

  基路伯先生在结尾处号召告别偶像,这算是一句正确的废话,且毫无意义,托派并没有把老托当偶像。马克思主义思想从来都不是一种封闭的,教条的,完整的体系,而是不断地发展着。不过,在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时候还是要严肃地审视历史上经典作家的观点,托洛茨基既然以“不断论”立场闻名于世,上世纪中国和的两场一定程度上也验证了他的理论,那么,了解他还是尽量自己阅读托洛茨基生前留下的作品,做出自己的判断,这个世道里江湖术士很多,有的可能顶着教授的名头,也有的可能自称比你们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我在此简单罗列下托洛茨基书单和所谓的托派文献,大家自己做出判断吧。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长期提供托洛茨基著作阅读(以下作品皆可找到):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总结与前瞻(1906年)

  关于所谓的托派,请参考这个链接里的文章与小册子: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顺便推荐三本实体书,施用勤老师翻译的《托洛茨基论十月》、《托洛茨基论中国》、《托洛茨基论反法西斯》,皆有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托洛茨基的一个世界就够所有其他主义派别汗颜的:第四国际在西班牙内战中曾经是国际主义的典范,世界是托派的核心。而且无论有没有武装 世界都是必然的 托派从来对此没有异议。反而是斯大林主义至少放弃了两次解放世界的大好机会:30年代大萧条背景下的西班牙内战和60年代的全世界泛左翼运动。斯大林43年连国际都给解散了 可见这个大国沙文主义者根本就不关心世界人民的利益 根本不具备国际主义精神 而最终经过赫勃两朝官僚和戈氏背叛 苏联也终于生于光荣死于耻辱,几百万苏军,米格23 25 27 29,万辆坦克,基洛夫级和乌里扬诺夫斯克以及阿库拉级,这些本应该是为世界准备的生力军,强大的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体系本应是世界的军工厂,224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本应是世界的根据地,可自斯大林之后,这些军队都被滥用于耻辱的地缘和大国争霸。反倒是我第一共和国以弱小的国力勉强支撑东南亚的世界,虽然一共也跟着不分青红皂白批托派,但却继承了国际主义精神和世界这一托派根本,朝鲜战争和抗美援越就是证明,东南亚游击队就是证明,可我们毕竟是一个农业国,还很虚弱的肩膀根本扛不起这担子,但苏联有实力却占着茅坑不拉屎,不仅不输出反而加劲儿窝里斗(当然中苏论战我一共也有责任),最终白白葬送大好形势,这是苏联的罪,再多的功也背不回来,这一波共运结束,下一次也许还要几十年甚至百年,人类解放的大同时刻被拖延,就是从托派倒下斯大林上台开始的。其自身的理论缺陷和抱残守缺的保守上面也有批判,但不捡起世界这面大旗,主义就永远不会胜利!

  关于托派历史,我认为目前国内梳理得最好的乃是曾淼的《世界托派运动》,本条答案也主要根据这本书归纳总结。

  现实中已经没有托派完全按照托生前的理论行事,而且互相开除对方派籍,因此仅仅按照某一派托派的观点来划分都不客观,曾淼的书中,把是否自称托派作为两大判断标准之一。

  下文我们会看到,托派的理论并没有太独特的地方,归根结底就是主义者的正确。如果不按照自认托派作为划分标准,就会出现,要么所有主义者都算托派、要么所有主义者都不算托派的两极化的判断。而且这样一来托派存在的意义就显得十分诡异,实践中便发展成了“唯我独革”,“如果别人也能,我们为啥还要自成一派?”这也是托派喜欢的原因所在。

  托派自称纯正的马列主义者,并且在理论和教条上都严守第三国口头上的“具体结论”,概括起来是两大原则、三大主张:

  纯正的东西总是特别有逼格,因此常能吸引不少理想主义青年的加入,但由于教条化而不能解决问题,所以许多欧美学者和人物都在年轻时加入过托派,但最终选择退出。

  托派的两大原则中,算是用来区分于斯大林主义的是第二条“工人阶级的主体性”,意指斯大林主义的这套搞法是官僚包办,没有让工人阶级成为主体。

  的确,“工人阶级的主体性”是第三国际口头上所尊奉的原则。但要命的是,这仅仅是口头上尊奉。第三国际喜欢把自己打扮成工人阶级自发运动的产物,但实际上却是先锋队自觉作用的体现。列宁在党内搞集中制,不仅西欧的卢森堡、而且托洛茨基一开始也是反对的,但恰恰是这种不的、“官僚包办”的搞法才得以让成功。

  对于这些问题,列宁的著作有许多隐秘教诲,没有把问题点明了讲,而谨守第三国际显白教诲的托派,自然就被带到沟里去了。托洛茨基号称是和列宁共同领导的战友,可是单干就啥也成不了,相反托派自 成立第一天起就闹。

  托洛茨基从斗争失败的第一天起,其所考虑的就不是彻底和苏联撕破脸皮,而是从内部对其进行改造,用中国特色的话语来说就是“促使党中央左转”。

  1923年托洛茨基写信批评党内的官僚化,得到许多普通党员的支持,但他没有将他们团结在自己周围,而是与他们拉开了距离。

  在国外期间,托洛茨基仍幻想回到苏联,一夜之间重新登上权力顶峰,在1933年之前对斯大林并不彻底否定。”在每条批评意见之后,他都格外强调苏联在其政敌领导下所取得的成就“(《的先知》)。甚至1933年3月,托还向苏共局发出一封秘密信件(见沈志华、郑异凡主编的《苏联档案选编》第十卷),要求重回党内领导层。因此很长一段时间,托洛茨基都没打算建立第四国际,而是自称第三国际反对派。

  1、仍然说苏联是工人国家,而非官僚资本主义社会或国家资本主义社会,而且因此要“无条件保卫苏联”。

  3、认为苏联这种状态不能长久,要么工人重新夺回政权,要么官僚彻底把国家带向堕落,走向资本主义。

  说穿了,托认为苏联是被坏人把持了政权的好国家,只要把中央的坏人清掉,换上工人阶级的真正代表当政,国家就把身上的毒瘤清除了。

  所以说,托派强调的“工人阶级的主体性‘,其实说的就是托派的主体性。”唯我独革“是托派存在的意义,所以在后世,因为策略和理论的纯洁性问题而导致的托派,数不胜数。四、”经典托理论“的破产与”正统托理论“的确立

  所谓”经典托理论“是原汁原味的托洛茨基主张,而”正统托理论“则是为了应对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危机,向现实妥协的各派托理论中,妥协的最少的那个。目前世界托派的主流是”正统托理论“。

  这两大原实际是对苏联性质判断的归纳总结:斯大林官僚集团是不可能促进的,只会阻挠,苏联的进步性、性只能来源于工人国家,判断依据是公有制。

  既然官僚集团是不能促进的,而公有制是进步与的判断条件,那么如何看待苏联在东欧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国家是不是工人国家?

  1、如果承认东欧的公有制是进步,承认这些国家是工人国家,等于承认了斯大林官僚集团不仅是力量,还是异常强大的力量。不仅推翻了托派两大原则的第二条,甚至取消了托派存在的意义。2、如果不承认东欧各国是工人国家,不承认东欧各国是社会主义,那么等于推翻了托派两大原则的第一条,既公有制不等于是工人国家或社会主义。

  对于东欧国家性质问题的判断,实际上是托派两大原则何者更重要的问题。”正统托主义者“将第一原则作为最重要的原则,他们承认斯大林官僚集团也有一些进步性,但是没法和工人阶级(也就是托派)相提并论。而”非正统托主义者“则把第二原则视作最重要的原则,干脆否认苏联和东欧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而称其为官僚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

  1、要不要建立一个新国际。托一开始拒绝公开脱离第三国际,于是罗斯默、兰道等较有影响力的人都离他而去。

  2、二战爆发,是否应”无条件保卫苏联“。第四国际五名执委,除托本人以外,均不赞同无条件保卫苏联,美国托派组织开除40%党员,旋即被第四国际开除。3、要不要打入其他左派组织,导致第四国际首次为两个国际。4、两个第四国际合并,最终产生四个第四国际。分

  可以看到,托派的重要事件都和理论与策略的纯洁性有关,而现实往往不允许你那么纯洁,矛盾的撕扯把托派弄得粉碎。

  总结:谨守第三国际口头上的教条,这既是托派力量的源泉,也是其失败的根源。马克思主义者既然自认是唯物主义者,那就应该也用唯物主义的眼光审视马克思列宁等人的理论和判断。

  第三国际是二十世纪的搞法,实践证明跟不上时代了,所以批判第三国际的托派能够一直吸引一些人,但托派想通过退回到十九世纪的办法来解决二十世纪手段失败的问题,所以注定不能壮大。

  十九世纪已经过去一百多年,托洛茨基在世的时候就吃了教条主义的亏,今天的主义者更不该拜什么偶像。告别托洛茨基,也告别一切偶像。顺便推荐下曾淼写的《世界托派运动——组织、理论及国别研究》

  先知托洛茨基对于畸形工人国家的叙述,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和警示作用。写于2020年2月2日,社会主义新中国已屹立70年。

  认可托的一些想法和计划,并且很难说苏联以后由他执政会不会更好。世界这一点真的很好,可以说我最喜欢最赞同的就是这个主张。没错“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我们从一开始就该明白,自己是在为解放全世界而战斗的。苏联大国大党和官僚主义带来的特权寡头证明了托的看法是有道理的。

  苏联后期母庸置疑的需要托洛茨基这种人,可惜的是这种人在建国时死了一批,托被驱逐又跑了一批,大清洗之后彻底没了。

  主要是一直,不断,这种操作我不清楚托本人打算怎么操作,恐怕也没机会知道了。这种反对反对再反对,再的理论会不会陷入法国大时的砍头狂潮呢?乃至比大清洗更更破坏苏联?不得而知。

  总的来说,托洛茨基是现在我们需要的那种人,他是开始时需要的那种人,也是进步时需要的那种人,更是我们现在这个共运低潮时需要的那种人。但,他是不是一个适合在生产力发展时发展生产力的人?

  Keep your friends close, but your enemies clo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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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人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种人,时期的党具有几乎无人能及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但党人的问题在于……一旦要从党变成执政党,往往就要出事。这是个党必然面对的严峻问题,这时就出现了斯派和托派最大分歧:

  托派看到了一半,认识到党必须“不断”才能保证党的“纯洁性”(这里待商榷,一时没想到更好的词),才能防止官僚复辟,党腐化。托派的解决方案是“既然变成执政党就要腐化堕落,那么我们不做执政党就好了”。

  斯派看到了另一半,认识到苏联还没有能力领导”不断“,所以主张”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要与资本主义世界妥协共处,才能保住苏联成果。斯派的解决方案是“虽然变成执政党我们会变质,但我们既然已经成了执政党就要像执政党一样做事而不做党“。

  托主义至今仍被视为一种”很浪漫“的理论,托洛茨基和托派人物的坎坷命运反而成了极具魅力和浪漫气息的故事,所以很多个人和组织都喜欢自称托派,把很多浪漫的理想情怀都寄托在托洛茨基身上。但托派也是各国政府的洪水猛兽,他们是要不断不断保证党的”纯洁性“的,对任何一个政府都是重大威胁。不过,托派在绝大多数地区势力很弱。

  拉美地区是托派影响力较强的地区,我印象中他们的观点是结合了部分毛主义和其他一些派别观点的,比如重视农民作用和重视殖民地。

  当然也不绝对,马克思主义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有数不清的大小不一观点不同争执不休的派系分支,在”最纯洁“(至少自认为)的托派当中尤其明显,各种不同观点不同意见的都自称托派,所以不能一概而论。

  就比如拉美,由于历史的原因吗,托派和第四国际在这里影响很深,那么有朝一日这里社会主义了,难道还不支持么?

  托派的画风基本是:搞mmb建设、搞nmp生产,我们要搞!!!搞!!!你懂吗!!!对,我们自己的命也要革,别管那么多,总之就是不能闲着,唯一的生产就是围绕搞生产,其他人通通给我搞去!!!